年周玉英老师(左五)八十大寿时,作者(左四）与部分同学和老师一起游南湖合影。
一中女子班的那些事
谌郅文
巴陵老街的北头，不仅有举国闻名甚至举世闻名的岳阳楼，还有个全县闻名甚至全省闻名的岳阳一中。虽然她就是当今的岳阳市一中，但在我们文革前学生的心目中，岳阳一中才是那时一中的准确称呼。而我们，于年秋季，幸运地成为了其中的学生。这一年，老校长吴筱霞突发奇想，要搞一次教育试验：在新招收的四个初一班中设一个男子班一个女子班，我有幸成为女子班的一员。常言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其中有异性互相吸引的因素，也可能有相互制约的因素吧。我们这两个班，在没有了吸引的同时也就没有了制约。照一般人推想，小男孩组成一个班，一定是调皮王集中，这个班难带，不曾想女子班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所以后来这个试验只进行了一年，到初二就把男子女子班拆了，四个班重新分班。女子班部分同学的毕业照,第一排第一人为作者
虽然男子女子班只办了初一一年，但几十年后我们同学聚会，谈论最多的，还是初一女子班的老师们，以及当年我们调皮捣蛋的趣事。艾德静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学校安排艾老师带我们这个班，大概是想让这个大姐姐带，年龄相近更容易亲近。可没想到女孩子的调皮丝毫不亚于男生，艾老师为此可谓是呕心沥血了。艾老师当时可能大学毕业不久吧，美丽文静端庄，操一口普通话（好像听说她是西安人）。虽然历史课讲得有声有色，但当班主任却威力有限，用现在的话说是气场太小。因为我是班上唯一一个家不在岳阳的寄宿生，所以艾老师常常对我给与特殊的关爱。记得刚开学不久，有个星期天，艾老师要我去她宿舍给我洗头发（大概是察觉我的头发没洗干净）。她告诉我洗头发不能用洗衣皂，要用香皂，要充分搓揉香皂泡，先用杯子舀水冲掉泡泡，再把头放进脸盆用大水清洗。艾老师细心地给我洗得干干净净，也告诉我这样的小事也要认真对待。有一次，天气突然变得很凉，晨操我却穿着单衣。艾老师看我冻得缩着脖子，就把她的夹衣脱下来给我穿上。谁知后来我到食堂吃早餐觉得热，把衣服脱掉却不记得带走，艾老师的夹衣给弄丢了。艾老师没有批评反而安慰，我写信告诉妈妈这件事，妈妈却把我好一通责骂，因为当时买布都是要布票的，而每个人的布票都少得可怜，到如今想起这件事我还愧疚得很。数学老师李抗强是当时岳阳教育界的青年精英，数学解难题的高手，荣任男子、女子班老师。李老师个子矮矮敦敦，十分壮实，女孩子们送给他一个尊称：馒头。甚至当着他的面喊пампущка(俄语馒头)，用的是岳阳土话：“怕嗯(你)不死嘎”。李老师喜欢在我们面前拽俄语，下课后有同学就故意拿些题目去请教。老师说"то，то(俄语“对”的意思，音dá)"，同学就说：“这是算式题不是应用题，怎么还要答？”老师或者说“правильно(俄语正确)”，同学就说：“这已经是最简分数了，还怎么‘把la(岳阳土话“他”)约’啦？”于是有人在旁边窃笑，老师不知所以，惹不起这些女孩子，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涩涩地走了。毕业五十周年纪念照(作者后排左三)
姚中明老师是我们的俄语老师，他本来是教地理的，因为当时中苏友好，中学外语临时改学俄语，姚老师进修了一下，就成了我们的俄语老师。几十年过去，姚老师教的俄语我们早丢到爪哇国去了，他自己也早去见列宁去了，但他的“名言”却始终留在我们的脑子里。因为一次上课，他提了一个问题后喊：“товарищ湛郅文。”教室里没人站起来，他又喊“товарищ湛郅文”，而且走到我面前，用手势示意我站起来，我莫名其妙，同学们嘻嘻哈哈笑着告诉老师，是“谌（shèn）郅文”而不是“湛（zhàn）郅文”。可是以后姚老师还是喊“товарищ湛郅文”。对此我无可奈何了，而后来同学们口中我的名字也就变成товарищ湛郅文了。*治老师李耀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戴着一副深度眼镜，上课时讲他熟悉的理论，常常进入自己的精神境界中，忘记了一切。而且他喜欢用口头禅“啊”。听得多了，教室后面就有人开始极其小声地数他的“啊”。有一次，李老师的“啊”太多，就有其他同学参与数数，变成了二人数，三人数，到最后，成了几个女生超低音合唱：“97，98，99，！”惹得不少同学回头看，又有人嘻嘻嘻窃笑。李老师不得已，用教鞭敲讲桌：“安静，安静！”谁知这一敲反倒赶走了安静，被憋住的笑声毫无顾忌地充斥了整个教室。胡约生老师（照片由刘醒福、但金荣提供）
美术音乐老师胡约生，是当时岳阳教育界、艺术界的名人，一中红旗文工团的指导老师。我们学校的红旗文工团可是全省都有名气的，年胡老师指导文工团排演当时著名的话剧《年轻的一代》，曾经在巴陵剧团演出了一个星期。由于他特殊的艺术家气质，走起路来如弱柳扶风，学生给了他一个雅号：胡妖妖。有一天刚上音乐课，我班有个同学迟到了。她推开教室门，大喊了一声：“报giu!"“告”字用的是自创的广兴洲土话，还拖腔拖调，教室里哄堂大笑，老师气得涨红了脸，她却不经老师允许，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教室。胡老师气得用手指着她说：“好哇，我正是要在你们班上找几个对象！”胡老师三四十岁了还一直独身，现在说要在我们这十二三岁的女孩子班上找对象！顿时，教室里哄笑大发，像要掀翻屋顶的笑声浪潮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东倒西歪，班主任赶快站到了教室门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们知道老师要找的“对象”是要处罚惩戒的对象，但是丢掉语气语境不管，只管放声大笑。据说，这件事成了老师们取笑胡老师的笑料包袱，被抖了好多年。快到期末了，为了让我们成绩更好，第七节课班主任让我们在教室里自由复习。我们那时每天只有六节正课(不像现在的中学生每天八节正课)，第七节是活动课，有各种课外小组任我们选择：趣味数学，作文，唱歌，舞蹈，球类，体操......这是我们的最爱。虽然接近期末，活动都停了，但我们可以去大操场自己活动啊！现在老师想把我们关在教室里，怎不叫我们蠢蠢欲动！老师走了没多久，我们的班头(不是班长的班长，球类乐器玩个倍儿棒，各种游戏一学就会，学习成绩又好)就带着几个人溜出了教室，接着三三两两，接着成群结队，剩下的几个怕老师批评又怕同学嘲笑的人也犹犹豫豫地跑向操场。老师发现了，跟在我们后面一边喊一边追，这样，就形成了一大群学生在前面跑，一个老师在后面追的滑稽场面。老师怎么跑得过我们这些小猴精，无奈，只好“归来倚杖自叹息”了。不要以为我们只是一群捣蛋*，其实女子班是很优秀的。学习成绩不用说，在年级稳居第一，校运会团体总分年级第一，篮球排球场上经常活跃着我们的身影，学校的红旗文工团有不少我班同学，广播站几个播音员我班就占两个......可惜，因为男子女子班太难带，老校长的试验失败，初二就重新编班了。毕业三十周年我(前排右二)与老师(男)及部分同学合影
就是这样一群女孩子，重新分班后课余也没有被拆散。初中毕业时，即将分道扬镳的我们，没有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却受当时的董加耕、邢燕子影响，惦记起春插劳动过的城郊郭镇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自发地前往支援双抢。郭镇的老队长接到这样一群意外来客，真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双抢一刻值千金，一下子来这么多割谷插秧的女劳力，真该阿弥陀佛谢谢菩萨！忧的是这些小姑娘要安排她们的食宿，慢待了于心不忍，老队长尽其所能，就把郭镇小学的课桌一拼，让我们睡在学校教室里(那时的社会秩序相当好，不必有其他安全担心的)。傍晚老队长先熏一堆艾草驱赶蚊子，再点锯木蚊香。吃饭嘛，安排两位老人做，反正上次春插这些孩子也不挑食。白天，我们同社员们一样，天蒙蒙亮就起床，在炎炎烈日中的水田里，不顾上晒下蒸，插秧割禾，直至太阳落山，我们才和社员一起收工，一天十一二个小时的劳动呢，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坚持下来了的。苦和累我们不怕，最害怕的是田里的蚂蟥，它们时不时地来袭击，稻田里经常听到有人惊叫，又引起阵阵笑声。有的同学见蚂蟥叮了，吓得拼命用手拍打，哪知越打它越往肉里扎，怎么扯也扯不掉。郭镇的姑娘小伙看着我们这样子就乐，然后告诉我们用手指从上往下捋，它就扒不住了。有时忙着赶进度，忘记了蚂蟥的干扰，腿从泥里抽出来，见上面扒着几条吸血吸得黑咕咕的蚂蟥，流血不止，一面胆战心惊，一面又怕落后，只好偷偷把它捋掉，咬着牙坚持埋头苦干。毕业五十周年聚会女子班大部分同学合影，作者位于前排右四。
老队长上午下午中途也喊我们休息，这时我们的笑声歌声就会飘荡在树荫下禾场上，让郭镇的青少年羡慕不已也欢喜不已。就这样搞了二十来天的双抢，恐怕连现在的农民都吃不了这样的苦(当然也不需这样)了。如果把我们这段经历讲给现在城里的初中生听，那一定是天方夜谈，为什么会这样不要报酬自讨苦吃呢？简直匪夷所思。敬爱的岳阳一中女子班的老师们，不知你们对这些可爱又可气的女孩子，究竟是爱还是恨？不管怎样，女子班一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将近六十年过去，我们的孙子都进了中学大学，但我们仍时常想念你们，谈起你们，充满感激，也充满歉疚！
几十年后再回顾一中女子班的学习生活，我觉得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的。是一中优秀的老师、宽松的学习环境，能让我们在“三味书屋”之外还拥有了一块“百草园”，能保持调皮的天性而自由发展；而我们各方面能力的具备，特别是毕业后还能自发组织去农村参加艰苦的双抢劳动，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利性目的，完全是受学校教育和劳模英雄的正能量影响，说明当时的教育使学生真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我们人格健全地成长。我们比现在的孩子幸运，就是没有沉重的学习压力，却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所以在感谢老师们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感谢那个时代！作者简介∶
谌郅文一枚地地道道的巴陵老街坊，生于斯，长于斯，就读于斯，工作于斯。退休前是岳阳市一中教师，岳阳市中语会副理事长。退休后有两大任务，一为健体，故舞拳弄剑；一为健脑，故舞文弄墨。后者参加了岳阳市诗词协会，获得过一些小奖；有一点诗词散文，散见于报刊杂志以及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