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译协40年
译协让我长大
胡宗锋
陕西省翻译协会要召开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马珂老兄嘱我一定要写篇文章，谈谈自己的感想。在陕西省翻译协会我是小字辈，但回头一看，加入协会已经有二十几年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就读研究生时加入协会的，当时协会成立了一个青年委员会，给我发的会员证上写的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我爱上翻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偷偷地翻译东西，并偷偷地投稿，因为害怕发表不了被人笑话。那年月发表一篇文章，可不像现在这样简单。记得大学毕业的年，《读者》（当时还叫《读者文摘》）发表了我编译的一篇小文章，我的几位同学都来信问我，那篇文章的译者是不是我，当他们确认译者的确是我时，都为有我这个会翻译的同学而骄傲。上个世界八十年代，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如火如荼，不像今天，动嘴的多，动手的少。正是在这股大潮的影响下，我一直在做着自己翻译家的梦。加入了翻译协会以后，我遇到了许多自己很钦佩的老师，如孙天义、徐启升、周式中、安危、陈孝英、杜瑞清等。加入翻译协会，不仅使我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学到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我钦佩的人身上，也学到了不少让我一生做人和做学问的品质。译协就像个大家庭，让人感到温暖。这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虽说是学外语（特别是学英语）的人多了，但真正能从事外文和中文互译的人却还是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颇多，但我认为目前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也反映在了好多外语学者身上。
早在近一个世纪前，王国维先生就提倡“学无中西”，面对当时中国的国情，他曾说：“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他指出，国人对西学的了解和洞察，必须以深厚的国学为基础。
翻译协会的老一辈学者，他们个个都是具有深厚国学基础和外文底蕴的实干家。我说翻译协会让我长大，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前辈学者们的导引，我可能还是在翻译这块领域里摸着石头瞎混。
年，潘光旦先生代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起草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名文《大学一解》，提出了“从游”的师生关系说，他在此文中写到：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并动犹游水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就翻译来讲，亦是如此。如果没有译界的大鱼带我们这些小鱼，我们极有可能会跟着王八游。到时王八游上了岸，我们也会跟着游上去，王八很潇洒的爬走了，而我们则会成为白肚朝天的臭鱼干。所以说，不论干什么，都要像《圣经》上说得那样“物从其类”。翻译不仅仅是会几个外文词汇就能从事的事业，只有对自己所学的外文以及自己的母语有了“立体的懂”以后，方能是也！
周振甫先生在其所著的《怎样学习古文》一书的第一章，强调的就是“立体的懂”。他在书中说，读了一课书，记住了多少生词，记住了多少句子，这只是“点线的懂”。记住的生词是点，记住的句子是线。点线的懂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字在不同的结构里会具有不同的用法，记住了一个字的解释和一种用法，碰到了这个宇的解释和用法有变化时就不好懂了。读一课书，记住了这课书中的生宇，记住了这课书中的句子，这叫平面的懂。平面的懂只懂得这课书中的字的意义和用法；同样的字，在别课书中，它的意义和用法假如有了变化，就看不懂了。因此，平面的懂还不够，不够解决一个字的解释和用法的多种变化。把一部书全部读熟就不同了，开始读时不懂，读多了渐渐懂了。比方读《论语》，开始碰到“仁”字不懂，“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次，当读到十几次的“仁”字时，对“仁”字的意义渐渐懂了，当读到几十次、上百次的“仁”字时，对“仁”字的意义懂得更多了。因为熟读背诵，对书中的有“仁”字的句子全部记住，对有“仁”宇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记住，对于“仁”因上下文的关系而解释有变化也罢，对于“仁”字的词组因结构不同而用法有变化也罢，全都懂了，这才叫“立体的懂”。
周先生的这段话对于学习外文的人来说，也是极其有用的。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中的“仁”字换成一个外文词，把其中的《论语》换成一本外文名著，给我们教诲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他在书中还说：“学会读古文跟学会读外文相似。我向语言大师吕叔湘先生请教，他小时侯怎样学外文的。吕先生说，他小时侯读外文，老师要背，不是整课书背；老师挑出其中精彩的段落来要学生背，精彩的段落不长，可以背出。这次背出一段，下次再背出一段，积少成多，就背出不少段落了。这是吕先生他们所以对英文有立体的懂的原因。”
译协成立三十周年，本应该谈自己的感想，但却说了不少看似无关紧要的废话。总之，在翻译协会的二十多年，让我从一个毛头小伙成长为一名小有成就的翻译工作者，使我受益良多。想起了多年前写的一篇发表在《教师报》上的文章，记叙了译协的活动和我个人的感想，顺便附后。这场活动不过是省译协三十年来诸种活动中的一件小事。但给我的印象，是对人灵*的一次洗礼。译协就是这样，在无数次这样的活动中，使我们成长。
附：《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
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
一个人一生要经历的礼遇不胜枚举，有的礼遇你大可漫不经心，而有的礼遇，你是承受不起的。
——梁平《美文》年10期
《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TheUnbearableLightnessofBe-ing）是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杰作，仅仅是这个简单而又深邃题目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欲罢还休、一睹为快的感觉。生命中的什么东西何以“轻”而让人难以承受呢？《红岩》主编梁平先生的话也许是最好的注解了。他在年10期《美文》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一个人一生要经历的礼遇不胜枚举，有的礼遇你大可漫不经心，而有的礼遇，你是承受不起的。”
夏天，在随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组织的暑期英语教学志愿者去陕西扶风县义务教学的时候，在那里的一幕情景，使我对梁平先生的那句话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年的七、八月，像往年一样，陕西省各大高校的部分专家、教授、研究生以及在省外事、旅游工作的高级导游，在陕西省翻译协会的组织下，志愿来到扶风县，帮助当地义务培训中学师资。协会分给我的任务是和几位老师一起对全县的中学英语教师进进行一次口语摸底考试。县上这样作的目的，在于对全县的英语教师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以便安排日后的教学和进修等事项。担任主考官的几位老师分为两个组，每组三人。和我在一组的是解放*武警学院的刘舟教授和西安国际旅行社的高级导游宋春兰大姐。考试的形式分为三部分：首先是让用英语作自我介绍，接着是用英语和我们对话，最后是朗读一段自己教过或准备要教的课文。这种在我们看来极为普通的口语测试，在这些乡村老师的眼里，似乎和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息息相关。这一点，从第一组（每组三人）踏进我们所在的那间闷热的教室时，我们三人便都觉察到了。时值八月，酷暑难当。教室里的风扇，虽说在我们的头顶忙碌地转着，但酷热依旧。前两批进来的都是年轻人，他（她）们虽然是显得有些胆怯和羞涩，但还是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让我们震撼的那一刻发生在下午三点。由于当时县上的老师在放暑假，所以好多老师都没有按时接到参加考试的通知，即便是接到通知的老师，有的由于住的离县城远，也得冒着酷暑，骑自行车赶几十里路才能来。于是两组过后，便暂时没有了考生。县教育局主管英语教学的杨宝明老师给我们送来了几瓶矿泉水，他的脸上满是愧疚的神色，并不时地向我们道歉说，这么热的天，让我们在教室里等实在不好意思。他同时又向我们解释说，在乡村工作的老师都很辛苦，一年四季忙个不停，好不容易盼到个暑假，有的人还得利用这段时间进修，而大多数人则是把平时没有时间搭理的农活和家务事安排在了假期里。杨老师可以说是对县里的老师了如指掌，多少年了，他可以说是我见到的又一位在最基层兢兢业业工作的普通干部。就在我们和杨老师说话的当口，教室的门口出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杨老师一见忙给我们介绍说这是县里一个乡上的英语教师尹老师，既然没有其他人来，我们就先给尹老师考吧。我抬头一看：尹老师中等个头，身材较瘦（在我的记忆中，乡村的中小学老师中还没有一个胖的）。尹老师的打扮很朴素，但却显得干净利落，若和一群乡下人走在一起，人们便会一眼看出他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从踏进教室的那一刻起，尹老师就特别紧张，面对我们的一声“GoodAfternoon”，他半天没有任何反应。我们让他坐下，他执意不肯，并对我们说，面对专家、教授怎敢。为了让他不紧张，我给他递了一根烟，他先说是自己不抽烟，当我再三要给他时，他用双手接住了我的烟，这时，我看见他的双手在剧烈的颤抖。这并不是说我的烟好，来这里时，我的确还是买了几包比较好的烟，武警学院的刘舟教授亦是如此，但到了这里以后，我和刘老师便决定不抽自己带来的烟了。这个原因很简单，我们不想显得自己有“身份”。也许在全世界，只有在中国，抽烟除了烟本身的价值外，烟往往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西方国家的烟草（雪茄除外），对于普通人来讲，烟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烟民们对不同的牌子“情有独钟“罢了。在中国，普通香烟的价格是从几毛钱到几十元不等，但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即官越大，钱越多，名气越大，抽的烟也就越贵。自以为身为教授的我们，就不免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身上有时装上包所谓“能拿得出手”的烟，以便给自己提一提“身份”。然而到了扶风以后，我和刘老师决定都只抽当地人抽的一元多钱一包的“窄版猴”。我们不是在做秀，当地人的朴实，让我们觉得用抽烟来提高自己的“身份”，简直是太媚俗了。人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况且我们觉得抽得也很过瘾。我给尹老师递上的就是一支“窄版猴”，刘舟老师随即给他点上了火。尹老师吸了一口，从他拿烟的姿势我看出尹老师不是一个抽烟的人，但他抽得很认真。我随即改用汉语和他说话，这时尹老师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不，不好意思，教了快三十几年的书了，没做出个啥。你们看，人一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望着尹老师那慈祥的脸，听着他说的话，看着他依旧微微发抖的手，我的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仿佛又看到了我的中学老师。这些人把自己的一生默默地奉献给了国家的基础教育事业，但在人面前却说自己没做出个啥。想起这些，我很感慨，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中国现在就是因为想做出个“啥”的人太多了，所以，好多人都已经忘记自己是个“啥”了。我问尹老师：“您觉得自己最大的快乐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见自己的学生从我这里学到了别人无法给于的东西。”我没有再问尹老师什么，我让他读一段课文。他小心翼翼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幅老花镜，用手了擦了擦戴上，用一幅极其庄重的神色，两手捧着课本，字正腔园地读了起来。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美妙的英语。看着尹老师一板一眼，像个小学生面对老师的那种神态，我被震撼了。忽然间，我想问我自己：“我是个啥？”……“我又做出了个啥？”泪水无声无息地从我的脸上流了下来。世俗的虚伪使我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一边的宋春兰大姐见状，忙将话题转到了一边，问起了尹老师家中的情况。于是，我得知他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考完试后，尹老师对我们鞠了一个躬，缓缓地走出了门口。
我的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我很想问一问自己：我辈有何能耐，承受这位长者的如此大礼。这时，我才看见，动情的并非只有我一人，刘舟教授和宋春兰大姐的眼里也早已是泪水盈盈了。
回到西安，我的心情一连几天不能平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该时不时地问问我们自己：“我做出了个啥？”实际上，在很多人眼里，像尹老师这样兢兢业业的人，一生是没做出个啥。但愿像他那样“没做出个啥”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上，“想做出个啥”和已经“做出个啥”的人太多了。
（原载《教师报》xx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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