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秦汉史话》连载21，欢迎收看。
01、推恩令，诸侯王势力走向末途
汉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他周围集中了一些谋臣，主父偃就是其中一人。武帝元光元年（前)，这位学长短纵横术、仕途坎坷的齐国人，乃西入关先经卫青推荐，后来又亲自上书阙下，终被拜为郎中。在此期间，他几次上疏言事，一年中四次迁官，最后官至中大夫。
主父偃上书最受汉武帝赏识的，就是提出行推恩之令，以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建议。
在汉武帝之前，解决诸侯王离心力量恶性发展的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文景时实行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通过剖裂封国而达到削弱其力量的目的，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只能暂时抑制诸侯王势力的发展，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诸侯王的离心倾向。
一是景帝时实行的“削藩”的办法，即剥夺诸侯王的封国，直接收归汉廷中央统辖。这种办法虽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却使汉廷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表面化，激起了七个诸侯王联合起兵反抗。因此，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在措施上稍有改变，即主要实行“众建诸侯”与剥夺“治国”权相结合的政策。这种政策对限制和削弱诸侯王势力，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诸侯王的问题远没有解决。
汉景帝末年，诸侯王尽管“惟得衣食租税”，却仍然有26个封国存在。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无疑是一大障碍。用主父偃的话说，“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这种情况与“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相去甚远。
言外之意，当时的诸侯王势力，依然是汉廷的隐患。所以主父偃建议行推恩之令，汉武帝立即采纳他的意见。
所谓“推恩”，即“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规定在封国之内，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将封地分封子弟为侯，由汉廷定封号。因为“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所以令诸侯以私恩分子弟，不但诸侯王剖裂封国的阻力小，而且其子弟也“喜得所愿”，而汉廷既可以得到“施德”的美誉，又可以达到“实分其国，必稍自削弱”的目的。这真是一项皆大欢喜的措施。
这项推恩分子弟的措施，在武帝元光末年，即开始在部分地区实行。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武帝元光五年（前)正月，封河间献王子明为兹侯。元光六年（前)七月，又有长沙王子四人封侯：苍封安城思侯、成封宜春侯、党封句容哀侯、福封容陵侯。元光六年后九月，楚安王子成封杏山侯、不害封浮丘节侯。武帝元朔元年（前)十月，鲁共王子将封广戚节侯。元朔元年十二月及正月，又有江都易王子五人封侯。他们是：蒙之为盱台侯、胥行为胡孰顷侯、缠为秣陵终侯、定国为淮陵侯等。上述五王十三子封侯，实际上使主父偃的建议具体化，成为大规模实行诸侯推私恩分子弟的前奏。
武帝元朔二年（前)正月，汉武帝以梁王、城阳王愿以邑分弟，正式下诏说：“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又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这一诏令把诸侯推恩分子弟引向高潮，一时侯国如雨后春笋遇及各地。据统计，汉武帝时期所封的王子侯，共计人。其中，元光末年7人受封；元朔年间受封者达人；元鼎至武帝末年又有44人受封。
可见汉武帝大规模实行推恩封侯，主要是集中在元朔年间，尤其元朔二至四年成为推恩的高潮。其特点是进程迅猛集中，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竟有24人同时封侯。
推恩令实行之后，“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形成侯国大量繁衍的局面。根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最早推恩子弟的河间王国，就分封了12个侯国。其余诸侯王国推恩情况不等，多则分封33个侯国，如城阳王国。少者也封了一二个侯国，如梁王国和楚王国。一般都分封十余个侯国以上。连边远的长沙王国，也分封15个侯国。
诸侯王子弟大量封侯，即所谓“支庶毕侯”，是武帝时特有的现象，也是汉初封国制的变化。值得注意的，这些由诸侯推恩分子弟、由汉廷“定制封号”的侯国，从此则脱离诸侯国，而“别属汉郡”。问题很清楚，这是汉武帝借“推恩”为名，而行削夺诸侯王封国之实，本质上与汉景帝“削藩”无异，但是方法上比“削藩”力夺却略胜一筹。
其结果，诸侯国“自分析弱小”了，而由汉廷直接统辖的郡县则不断扩大。到汉武帝后期，汉廷直辖的郡达80余郡之多，与汉初仅仅控制15个郡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汉郡“形错诸侯间”，形成“犬牙相临”的局面，往日诸侯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状况被打破了。所以汉武帝行推恩之令，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无疑是一项十分有力的措施，也是诸侯王势力走向末途的转折。
除此之外，对有罪的诸侯王，即削夺其封国。如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因谋反国除为郡，就是一例。前述原淮南王刘长死后，汉文帝三分其地，封其子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景帝前元四年（前)，又徙封刘勃为济北王，改封刘赐为衡山王。
到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蓄谋叛乱已久。他在封国安抚百姓，招致宾客数千人，制造攻战兵器，以金钱收买郡国，准备举兵谋反。他的弟弟衡山王刘赐，得知淮南王阴谋叛逆，本想聚集宾客响应，又怕淮南王并其封国。于是，刘赐令其子作兵车锻矢，刻天子玺和将相军吏印，也准备谋反。他们的阴谋败露之后，刘安与刘赐先后自杀，他们的封国被削夺为郡。
汉武帝在平定刘安、刘赐谋反之后，为了进一步削弱和限制诸侯王势力，乃颁行“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所谓“左官＂，指诸侯王国的官吏。它本身包含有降秩左迁的贬抑的意思。
“左官律”的具体内容，史无明文，后人对它的解释很多。其内容大概与贬低诸侯王国政治地位，规定王国官员不许享受某种政治待遇有关，如不准王国官员宿卫京师或调迁时受某种限制。
＂附益法”主要是从经济上对诸侯王加以限制，不许汉朝官吏背正法而厚私家，即禁止为诸侯王聚敛资财，阿媚王侯。
此外，还有“阿党法”，规定王国官吏对有罪的诸侯王如不举奏，即以阿附党同罪论处。这是对诸侯王势力加强控制的法令。
到汉武帝后期，又以＂酎金”不合规定，大量削夺王侯的爵位及封地。根据汉制，每年八月要举行宗庙大祭，王侯必须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如果所献酎金斤两不足、成色不好则“王削县、侯免国。武帝元鼎五年（前),汉武帝以酎金不合规定为理由，削夺了人的爵位。丞相赵周因没有举发酎金不足而下狱治罪，最后在狱中自杀。
总之，继续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是汉武帝时期一项重要的政策。汉武帝既颁行推恩之令，又采取其他有力的措施，从而削夺诸侯王广大封土。这种恩威兼施的政策，基本上解决汉初以来长期未得解决的诸侯王势力的问题。
汉武帝以后，虽然诸侯王国继续存在，但是它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已经失去汉初原有的活力了。
02、中朝预政，相权大大削弱
汉武帝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他在位期间曾通过改革职官制度，造成西汉皇权极盛的时期。对于一切妨碍行使皇权、削弱皇权的事情，汉武帝都不能容忍。他登位不久，丞相田蚡掌握大小官吏任免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曾经问田蚡说：“君除（任命）吏尽未？吾亦欲除吏!
他一语道破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表明汉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其实在汉初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冲突现象屡见不鲜。它根源于汉初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
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总领朝政事务，以加强中央集权。但是西汉建立初期，丞相多由开国勋臣出任，地位显赫异常。丞相不仅总领百僚，有权任免官吏、考课吏治、甚至诛杀犯官，而且直接参与朝政决策、制订法律政令，对皇帝所作的决定，甚至可以拒不执行。
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相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当然就不可避免了。从此君臣间相互猜忌发展到表面化。
如刘邦晚年，在平定英布叛乱后回到长安时，萧何因长安地窄，建议开放皇家的上林苑，允许百姓开垦其中的荒地。这本来是丞相的职责，刘邦竟怀疑萧何接受了商人的贿赂，企图讨好百姓，收买民心，因此把萧何下狱治罪。
再如，吕后要封诸吕为王，询问右丞相王陵，王陵便以白马盟约为由，不同意封诸吕为王，对吕后的意图表示公开抵制，结果被夺去相权，迁官为少帝太傅。
又如汉文帝时，丞相申屠嘉入朝，文帝的宠臣邓通有恃无恐，对申屠嘉怠慢无礼。申屠嘉当面指摘汉文帝说：“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文帝只好表示：“君勿言，吾私（戒教）之。”但是罢朝之后，申屠嘉不顾文帝的要求，竟行使诛罚之权，以不敬罪召邓通到丞相府，命令属官立即行斩，逼得邓通连连磕头请罪，头上鲜血直流。这时，文帝派人持节召邓通，才救了他的一条命。
汉初丞相权力超越皇权的现象并非少见，它反映了皇权的削弱。上述武帝对田蚡“权移主上”所表示的不满，正是这种矛盾的延续，也预示削夺丞相权力将不可避免。
汉武帝强化皇权的步骤，首先把军国大政的决策收归内廷，使丞相为首的外廷只能承旨受命，成为执行内廷决策和处理一般政务的机构，因而汉朝中央形成中外朝两套朝官的局面。
汉初以来的官僚制度，至此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中朝的形成。所谓“中朝”，又称“内廷＂。它是由侍从汉武帝左右的一些尚书和内侍组成。
尚书原是少府的属官。汉初的尚书，职掌文书，传达诏令等。汉武帝利用它作为中朝的办事机构，尚书改由宦者充任，尚书令称为中书谒者令，又置仆射为尚书令之副。大约在汉武帝时期，由于朝廷多事，开始设尚书四人，分四曹各司其职。这就是“常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一作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四夷事。”汉武帝以后，尚书的职权不断扩大，地位也日益显要。
汉武帝又通过贤良对策、官员荐举或自荐的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称：侍中可以出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给事中掌顾问应对诸事。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朝政谋议，执行中朝的政令决策，成为显赫一时的中朝官。
这些中朝官员的秩位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尤其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朝廷公卿大臣论辩，以至面折庭争而数拙大臣。其中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等人，都直接参与政事。
如汉武帝即位不久，因吴王之子刘驹的挑唆，闽越发兵围攻东瓯。当东瓯向汉廷告急时，汉武帝征求太尉田蚡的意见。田蚡认为越人互相攻击是常事，不主张出兵援救，结果遭到严助的责难。汉武帝派严助持节发会稽兵，但因为没有符验，会稽郡守拒不发兵。严助当即斩杀一司马，说明天子的意图，便发兵渡海救东瓯。
那时严助为中大夫加“侍中”，即以汉武帝近侍之臣的资格，直接参与军政大事。
又如汉武帝时，为了抵御匈奴南下，曾下令北筑朔方之郡。御史大夫公孙弘认为，这是“罢（疲）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几次进谏汉武帝罢之。汉武帝指使朱买臣责难公孙弘，历数利害十条，公孙弘无法回答，只好表示“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
当时朱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论职位在御史大夫之下，却以“侍中”的身份参与决事。
后来公孙弘迁官丞相，曾奏请“禁民不得挟弓弩＂，结果吾丘寿王上书驳斥，汉武帝责问公孙弘，公孙弘只好拙服。吾丘寿王如此气壮，也是职为光禄大夫加“侍中”，即凭借中朝侍从之臣的身份。
那时候，还有一些皇亲以侍中发迹，他们奉命统兵主征伐之事，官至将军之位加号大司马，荣宠倍加。如卫青、霍去病，就是二例。《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武帝元狩四年（前)，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当时的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均获此殊荣。他们不仅领兵征战，又是皇帝的亲信，成为中朝最受尊宠的武官。
西汉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势，即由此起家，而且日益显达。到汉武帝末年，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地位尊崇无比。汉武帝以后，其权势更加扩大。
汉武帝利用近侍文武之臣，组成中朝，并通过中朝预闻政事，左右政局，从而掌握一切朝政大权。在这种情况下，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只能垂手听命。上述中朝官数诎公卿，就是极其生动的例子。
从此，丞相权力大大削弱，其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遭遇杀身之祸。汉武帝之前，在任的13位丞相，无一人因罪而被处死。到汉武帝时期，前后出任丞相同样是13人，但境遇截然不同。那时丞相遭到谴责、嘲弄是常事，被黜免也不乏其人。
汉武帝彻底掌权位后30年，更是喜怒无常，丞相被任意摆布、杀戮者层出不穷。那位不学无术的田千秋，居然“以一言寤意”，获得了汉武帝任相封侯的奖赏。这种异乎寻常的怪事，连东汉史学家班固，也说“世未尝有也！”
然而在这30年间，更多的丞相则被治罪处死。当时任丞相的七人中，李蔡和严青翟因罪自杀；赵周、公孙贺、刘屈麾下狱处死；只有石庆淳谨而善终其位，但是经常受到谴责。还有田千秋任相不到两年，汉武帝即已病死，也是一位未遭不幸的丞相。
那时丞相仕途如履薄冰，在位的丞相心有余悸，不得不辞职以保全性命。丞相公孙弘和石庆，都先后表示：“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丞相的职位，竟被视为危身的祸根，落到了无人肯出任此职的地步。公孙贺被拜为丞相时，竟然如丧考妣，“顿首涕泣”，拒不接受丞相的印绶。
随着丞相权力的削弱，朝政大权转归中朝，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愈益变成处理行政事务的机构。当时的外朝又称“外廷＂，包括丞相至六百石的官员。在汉武帝时期，外朝机构变化较大，各种机构相继扩充，名称也多有更改。这是由于汉武帝经略文治武功，朝廷事务日益增多的缘故。
其中，只有太尉一职例外。武帝建元二年（前)，太尉田蚡免官之后，此职一直未再设置。前述武帝元狩四年（前)，汉廷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说明“大司马”之衔，在当时只是一种尊荣的加号而已，并非践行太尉之职。从实际情况看，那时的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都冠以大司马之号，但是他们主要的职责，仍然是统兵征战，与原来的职权无异。大司马职权的变化，是在汉武帝以后。可见太尉一职，终武帝之世，一直是省官的。
外朝其余机构，则不断扩充，情况不尽相同。如汉初的郎中令，武帝时更名为光禄勋。其属官中大夫，更名为光禄大夫。光禄勋主宫内事务，机构相当庞大，仅属官郎的员数，就多至千人以上。武帝建元三年（前)初置期门，职掌执兵送从，人数也达千人之多。至武帝太初元年（前),又增设羽林掌送从，后更名羽林骑，其员数也不在少数。期门和羽林，都属光禄勋。
又如掌皇室财政的少府，本来机构就庞杂，属官名目繁多。到汉武帝后期，少府属官更名的很多，而且增设不少丞。如掌戈射的佽飞（即左戈），就有九丞两尉；掌御饮食的太官，也设有七丞。其机构之杂，员数之多，可见一斑。
再如执掌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汉武帝时更名大司农。随着武帝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的改变，大司农的机构及员数也相应增加。其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郡国又有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还有搜粟都尉之设，等等。其中如盐铁官和均输官，显然都是武帝元狩年间至元封年间，才分别增设的。
武帝元鼎二年（前),又增设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有五丞。其属官有十六官长、丞。还有八校尉、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也都是武帝时新增设的。
至于机构名称的变更，就更多了，有的已如上所述。还有，如掌诸侯王及少数民族入朝礼仪的典客，更名为大鸿胪；掌京师治安的中尉，更名执金吾；掌治京师的右内史，更名京兆尹；掌列侯的主爵都尉，更名右扶风，等等。它们的属官与汉初相比，都不同程度有所增加。
汉武帝时期，对地方行政的控制，也日益加强。汉初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郡国并行制，汉朝中央所控制的郡县，仅仅15个郡而已。到武帝时期，由于诸侯王势力逐步削弱，郡县两级制随之扩大。那时形式上王国及侯国依然存在，但已名存实亡，地方行政制度则以郡县制为主。到汉武帝后期，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加以吏治的败坏，汉廷对地方行政的控制愈益加强，相继设置十三州刺史、司隶校尉等。
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所推行的集权政治的政策，大大加强了汉王朝的政治力量，使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达到了鼎盛的时期。它有利于汉家政权的巩固，有利于多民族的国家的统一，对加强汉朝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03、稳定编户，抑制豪强
自从汉武帝即位以来，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扶持小农的经济地位，稳定在籍编户之民的人口数，无论是保证汉廷赋役来源，还是巩固统治秩序，都有重要意义。
汉武帝即位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侈靡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汉武帝的舅父田蚡，在长安建造的宅第，富丽奢华居诸第之首。所霸占的田园，都是肥沃之地。他广搜器物，为之购物的人往还郡县，不绝于道。田家前堂罗列钟鼓，竖起曲柄之旗，以炫耀他的权势。后房妇女，数以百计。他收取所献的珍物，不计其数。
像田蚡这样的贵族官僚，在当时并非少数。他们生前奢侈腐化，死后仍然不忘享乐。中山靖王刘胜死时，所用金缕玉衣，就是用金丝和玉片编制而成的。随葬大量珍贵器物，达两千余件之多。由工商业起家的一般豪强地主，凭借其雄厚资财，畜养大量奴婢，与贵族官僚相比，其奢侈并不逊色。
汉武帝时期奢靡之风日盛，就更加刺激贵族官僚地主、豪强地主对于财富的追求。酷吏宁成宣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财富增殖手段的土地，便成为势家、豪富梦寐以求的猎取的对象。汉武帝初期，土地兼并加剧，巧取豪夺的手段，也变本加厉。
比如，田蚡对于土地的掠夺，连外戚也不放过。窦婴在城南有一片土地，田蚡曾经企图强占，窦婴怒斥说：“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相夺乎!”
像田蚡这样的官僚势家，对失势外戚尚且如此，对一般农民更可想而知了。衡山王刘赐掠夺民田，甚至采取“坏人冢以为田”的办法，即以毁坟强行霸占土地，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一般官僚对土地的贪婪，比起贵族和外戚，其虎狼之心并无减色。原酷吏宁成因罪逃归乡里，以除贷方式占有陂田千余顷，役使贫民数千家，几年间竟拥有家产数千金。宁成既霸占大量土地，又控制数以千计的贫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成为独霸一方的大豪强地主。
如果说，文景时期的官僚势家，与一般豪强尚有区别，那么到汉武帝时期，这两者的勾结和合流的趋势，则愈来愈明显了。曾经任燕相的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他霸占大量陂池田园，宗族宾客横行颍川，是个作恶多端的豪强势家。颍川流传这样一首儿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表达了人民对豪强地主的切齿痛恨。
豪强地主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成千上万的农民纷纷破产。他们或者变为流民，转徙各地，使流民数量不断增加。他们或者沦为奴婢和僮仆，成为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的附庸，以至有的豪富的家僮，达数百人或千人之多。其影响所及，使在籍的编户之民锐减，汉廷的赋役来源减少，统治秩序的稳定也遭到破坏。
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成为一项势在必行的政策。汉武帝在不改变赋役制度的情况下，利用专制皇权的政治力量，对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以抑制。主要措施如下。
其一，迁徙豪富。这是一项“强干弱支”的措施，自从汉初实行以来，“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终西汉之世没有改变。建元三年（前)，汉武帝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并“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在当时，所赐“钱二十万”之数，相当两个中产之家的资产，另外还给予大量的土地，实际上这是采取经济抵偿的办法，解决汉廷与豪强之间的矛盾，以缓和局部地区的土地兼并。
元朔二年（前)，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汉武帝的近臣主父偃建议：“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汉武帝从其计，下令将郡国豪杰及资产在三百万以上者，通通迁徙茂陵。
这次迁徙的对象，不局限于豪富，山东大侠郭解，也属被迁之列。有人替郭解申辩，认为他家贫，不合所迁之限，却被汉武帝驳回。据载，郭解被迁时，“吏恐，不敢不徙”。甚至有些人集资于余万送给他，也被县掾杨某从中阻挠。可见这次迁豪明显带有强制性，与“募徙”的性质似乎不完全相同。
被迁豪富的家产如何处理，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这些大的豪强地主被迁离原籍，可以暂时改变该地区土地集中的状况，延缓一部分农民破产的过程。
与此同时，对那些横行郡国，犯禁作恶的豪强，汉武帝选任一些酷吏，予以严厉镇压。如酷吏义纵为河内都尉，到任即族灭豪强穗氏之属。汉武帝在镇压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时，死者达数万人，其中也包括许多豪强。酷吏王温舒迁河内太守，上任即“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大的灭族，小的处死，家产全部没收，血流十余里。
汉王朝在抑制豪富过程中，从经济抵偿，到强制迁徙，到严厉镇压，前后政策不尽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措施在局部地区暂时抑制了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延缓土地集中的过程。
尽管如此，从当时被迁和被打击的对象看，主要集中在大豪强和犯禁豪强两种，至于数最更多的中小豪强地主，并未受到打击。因此，抑豪虽然步步升级，但是土地兼并始终没有停止。当时的名儒董仲舒，针对农民不断破产的惨状，曾经上书汉武帝，呼吁“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其二，经济限制。这是指对豪富占田数量的限制。从汉武帝在元封年间，曾颁行考察地方治状的六条监察条例看，其中第一条规定，不许“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对豪强所占田宅立限，不准超越规定的限度。这说明最晚在汉武帝中期以后，抑豪则转以立法的形式，试图从经济上限制豪强地主的发展。这种限制占田数量的规定，如果真正实行，受到限制的，恐怕只能是中小豪强地主。而从汉武帝后期流民数量剧增的情况看，立限的做法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充其量只是延缓农民的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既要负担繁重的赋役，甚至受到豪强地主“十税其五”的地租剥削，一旦遭到天灾人祸的袭击，往往出现大规模的破产流亡。武帝元狩三年（前)，山东遭受水灾，受灾的贫民达数十万人之多。这些破产的贫民，一旦变为“自由”的流民，势必造成编户之民减少，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汉廷赋役来源减少，甚至使阶级矛盾激化。因此募徙贫民实边，与抑豪并行不悖，成为汉武帝时期又一项重要的经济措施。
元朔二年（前)，汉廷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前)，又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共72.5万人，由朝廷供给衣食，帮助安置家业。
元鼎六年（前)，汉廷分武威、酒泉二郡，增置张掖、敦煌二郡，即河西四郡，并移徙内地居民，充实新置边郡。
汉武帝大规模迁徙贫民实边，既有利于开发边郡地区，又促使大批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从而扶植数以万计的自耕农。这对于稳定统治秩序，扩大财政经济来源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