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读《镇原文化概论》
兰州·柏原
杨佩彰先生的《镇原文化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即行付梓，我有幸先睹为快。看了开卷几页的目录，已为之赞叹！
文化题目是很不好做的，况乎概论。文化者，大哉天文地理、周秦汉唐；小哉糖茶烟酒、栽花养鱼。尤其是现时，处处用“文化”搭台，经济行当都上去唱一转，从宏观到微观，文化无所不有，于是很多文化人不敢烫手了。
以文会友，和佩彰相识已久。他邀我给乡亲乡党说几句话，实在是不敢慨然应诺。《概论》涵括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艺术等等，以至民间艺术、民俗风情、民生活计等等。我离开故土年头太久，知道得少而又少，能给读者说什么？然而，一部书稿捧手上，沉甸甸的八十余万言，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杜诗原句‘得失寸心知’）。我的笔墨生涯已近四十年，太理解一个作家的呕心沥血了。就镇原文化不说几句什么，也不对，是吗？
《概论》宏阔的形制设计，高蹈的理论平台，浩瀚的素材汇集，流畅的遣词炼句，要我就全书做一番介绍，实无多大必要。佩彰写了多年的诗和散文，很懂普通读者。《概论》行文晓畅，如行云流水，语言精当，姿态亲近。读者感兴趣哪一问题，喜欢欣赏哪方面内容，尽可随兴翻来，不需要别人做什么指点。
我也是一名读者，即使不充当别人的导游，自个聊聊镇原文化的某些题旨，以期引起异地读者的阅读兴趣，抑或引起大家什么争议，也算一件事。所以，我下面说的话，不要看作一篇序，权且当作一个镇原籍老作者的“和声”。
先说原，镇原的“原”。原，并不是镇原县独具的地理面貌，高而平的原面，在全县面积中所占比例其实很小，但是自唐以降，这个县的基本名就是“原”，显然“原”是它的一个显著特色，“原”构成了本土地理文化的一道重要命题。《概论》赞曰：“这些原广袤辽阔，平坦肥沃，为镇原人长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里，不但有仰韶文化、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更有后稷……”
不过，我们须清楚地看到，迄今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原始遗址，位于原面之上的寥寥无几。这不禁使我联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距仰韶文化几千年了，庆阳（包括镇原）的文学作者，在改革开放以前，以“塬”作为文学典型环境，也是寥寥无几，乃至前不见古人。陇东黄土大原的“原”，如果缺少一双发现的眼睛，也未必看得见它。
我在一篇散文中，以聊侃方式谈到庆阳的“龙脉”——
“于今，我想的是，在陇东开辟农耕经济形态后，黄土大原迅速分崩离析，它的肥田沃土源源流向八百里秦川，沉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龙脉’赖何以在？一片本来比关中平原还要雄浑辽阔的大原，已分解成了许多的残缺的塬，‘塬’这个字，由‘原’衍生而出，文字学家起先不大认可，如今好像被普遍接受。‘原’加提土旁，其象征义起码有两点：一是原上再也存不住水了，唯见黄土；二是表土顺沟坡没完没了地流失。
“站陇东塬上，很难找见地脉的标志……极目而望，隐约可见一抹淡蓝的云翳，清清浅浅的，虚无缥缈的——那不是大原组合成分，那是大地的岩石构造，一座有着悠久地质史和丰富文化承载的山脉，即陇山山脉北段，也叫六盘山。而向黄土大原突出的那一座，就是著名的崆峒山。
“公元前数千年的某一年，黄帝率族众抵崆峒，向广成子‘问道’。实际事情猜想是征询向东（莫不准是向西？）发展的路线。又过了若干世纪，周天子的祖先从遥遥相对的东边，翻越一道天然屏障，豁然发现一片坦荡无垠、四季分明、土壤深厚的黄土大原。于是，华夏一个崭新的农业文明阶段揭开了扉页。这不正是‘龙脉’之所在？”
《概论》提出一个“镇原人”概念，看似寻常，实则表现了作者的胆魄。当地人晓得，“镇原人”一名在陇东含讥谑义，那个先入为主的看法虽然已有改变，《概论》则立足庄重的文化高度，正儿八经提出“镇原人”，称之镇原文化的中心命题。
对这一命题，《概论》作者持两个基本看法，一是中原农耕文化对镇原文化的巨大影响，二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对镇原文化的渗透。在我读来，“影响”，“渗透”，暗含一个更大的命题——镇原土著居民的流动，民族及民族文化的融合。周人先祖一直是移动的，泾水流域只是相对静止的几个点，即使在完成一举翦商的大业之后，民族的动态并未到此停滞。
学者的意趣，往往是对流动状态的描述；而分歧之在，必定是对流动方向的观察。前面说的那两个基本看法，即意味着两个含方向性的问题，一是中原农耕文化“由东向西”传播，一是亚洲北部草原文化“自北而南”传播。目下，甘肃提出建立“华夏始祖文化”的文明传承创新区，华夏始祖文化的提法，即意味着一个大的方向判断，黄河文明的总的传播方向是由西向东，否则陇上何以称“始祖”？
仅仅限于作品的意趣，本人曾在一篇随笔中发挥文学式想象——
“宋元之后，甘肃没出现有全国大影响的学者，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地东移南下，而古代学术的最后一个繁荣，现代学术的肇始，即清王朝末年到民国前半期，研究中国西部历史的学人，几乎都是“关东士人”，特别是密集于苏浙文化发达之乡。他们的座位（俗话说屁股位置）形成了长期的“坐东往西”，虽说是站得高看得远，毕竟是离得愈远，视像愈显朦胧化和概念化。
“青藏高原不断隆起，古地中海边缘的猿人，随着原始大森林的退缩和消逝，以采摘果实为主的生存方式不行了。海拔愈来愈高，气温则愈来愈低，即使是采摘结合渔猎的生存方式，也难以为继。他们必得亦步亦趋地向低海拔移动，生存空间下移的漫长过程，也正是采摘、渔猎、畜牧、种植……的生产重心渐渐偏移的过程。最后，在农业的种植兼畜牧这儿——大致的海拔和纬度，就是黄河的几条二级支流的台地——可以在进化征程上站上一会。
“且慢！青藏高原的巨大抬升，这并不意味着，唯甘肃这块形成了一面大坡，它的周边都成了大坡。是的，有趣的是，甘肃这块发生了另一起重大地质事件，大风极为罕见地刮来了一座黄土高原！而青藏高原培育的大江大河，其中有一条，就冲黄土高原流下来，它的名字，起先叫河，后来叫黄河。
“古人类总是循河流、山脉、关隘等地形，探寻新的生存空间（今人又何尝不如此？）第四纪以来形成的生态体系大变，黄土高原供采摘的资源日益贫乏，随着黄土的不断厚积，降雨量的显著减少，季风的形成，食草动物和以食草动物为生的食肉动物，即人类猎获的对象，呈现为季节性迁徙乃至消失。原始人怎么活？上天自有它的安排。黄土高原的特点是：土壤疏松，易于耕耘，季风雨使植物特性改变，稷、黍、菽、麦、麻等作物，演变为春种、夏荣、秋收、冬藏的特性，于是乎——农业，倚重于种植的农业，揭开了伟大的序幕！
“周人自己说，祖先是夏的农官后稷，他们说的那个祖先，距他们可以用文字表述，至少一千多年了。秦人说自己的祖先原在东夷，乃少皓氏后裔，时间拉得更长。跟周人的说法一样，都是要追寻某个‘神’的正统，确立自己天子、神权的地位。譬若秦人，跋涉四五千里，要找一块什么地方才能安顿下？我找不出可以信服的理由。有一个推测似能成立，那就是：秦人的祖先和周围的戎狄部落，原本一个样，秦人祖先在文明进化中突前了，采取了定居放牧，加重了农作物的种植，于是迅速和原来的‘同族’拉开了距离。
“我相信一点：青藏高原的不断隆起，黄土高原的出现，黄河的诞生（人们多不清楚，再大的河也是有生命长度的，黄河寿命距今约—万年），这，才是由猿到人，由蒙昧人到智慧人，由原始人到文明人的强大而持久的推动力。至少，对亚洲大陆东部古人类，应该有这条道理。”
镇原富于地方特色的文化题旨，确乎不少，我在小说、散文创作中想努力予以表现，却一直表现不好。举如：祖上由山西大槐树底下迁来，清末民族残杀的毁灭景象，黄土窑洞民居及地坑庄，耍社火民俗，麦客子年年赶陕西麦场，“许、张”案造成政治文化的致命后果……上述题目，大多在《概论》中得到反映。佩彰先生立言秉公，旁征博引，读来于我教益多多。
拣出一个聊聊——关于黄土窑洞的根蒂。我写过一篇文化散文，删节发在《陇东报》。现借佩彰先生《概论》页眉空处，摘原文几段，以期引起读者的探索兴趣。
《诗大雅緜》开篇一段两句：“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庆阳学人致力于这两句解释，求证关于陇东黄土窑洞民居的文献依据。读近期史话编纂，学人释“陶”，取《毛传》训义“陶其土而复之，陶其土而穴之”，陶就是掏土的意思。陶亦解释为窑，取唐人《一切经音义》考声的窯，窯即窑。……文字考释不及科学考古更有支撑力，宁县阳屲、海原菜园、镇原常山几地，考古发掘均发现了距今三四千年的窑洞式穴居遗迹。
《緜》篇后面有大段内容，描写周人怎样造屋、筑城，古公亶父迁岐后的先周族氏，普遍宅居样式并不是窑洞，岐山、扶风等地大范围考古，发掘报告未见对窑洞宅居的特别描述。渭北黄土层与陇东黄土层无大差异，若早期先周人创造了窑洞宅居，岐下先周人为什么不住窑洞？解释可能说，周人生产力提高了，然而，从清代到民国，普遍住黄土窑洞的庆阳人，推之于住石块窑洞的陕北人、山西人，生产力赶不上周原周人么？这是我的一点疑问。
试从古文字琢磨……古陶字的音义主要关乎瓦器，又关乎烧制瓦器的土室，即窑。字义的掏、挖，应是动词化延展。古陶字在瓦器和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用火烧制东西之象形。《礼记郊特性》：“器用陶瓠，以象天地之性也。”孔颖达疏：“陶谓瓦器。”注意，陶字与瓠字连用，瓠是古人指谓葫芦科果实的用字之一，猜想原始人最初烧制陶器，受启发于自然界葫芦科植物。《孟子告子下》：“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意思说：上万户人家的国，使一个人烧制瓦器，能行吗？这里陶就有两重词义：一是瓦器，一是烧制活动。战国时代的孟子，文字表达把“室”和“陶”（土室窑）是分清的。
回到《緜》篇。今人对“陶复陶穴”与“未有家室”，作语句因果逻辑理解，一定要审慎，即使周人原意的确说的是因果逻辑。其所以“陶复陶穴”，是因为“未有家室”，听起来很顺，却容易顺顺溜溜地出错。
古文字在不断拓展，陶字兼有窑的音义是好理解的，烧制瓦器的“陶”字有了两重概念：一是瓦器产品，一是煅烧设施。数千年来，人们一直把烧制陶瓷器的设施叫窑，也把烧制砖瓦、石灰的设施叫窑。因此，陶业作坊的窑和人之居室的窑，前者时间要久远得多，我想大家对这一点没争议。……窑字初写“窯”，它的象形义很好辨：一是穴式构筑，一是用火在下煅烧。后人多写作窑，用笔划简略的缶代表陶瓷器。《集训》：“窯也，烧瓦器土室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字声孚部》：“陶，假借为窯。”清代文字学家训窯字假借陶声。
先周族落烧制瓦器的窑（陶），在陇东应是怎样一个形态？先不急于仅凭古籍文字做推导，不妨先作一下想象。窑在平地上是何形状？窑字若限于洞穴的理解，平坦地形上的窑就是地窖了，掏一个深度相当大的地下洞窟，并须一条向下的斜洞供人出入。这么，下面的炉膛通风性能很差，上面的烟囱出烟也不畅。先周族人不会是这样吧？我想，他们必然要在地平面之上有所创造。是故，《说文》释古陶字：“陶，再成丘也。”再成丘说的是人工构筑，这是明白的。猜想当时平坦地形上的陶，构筑体积并不小，目标显著，所以古陶字也用于指称自然山丘。传说的陶唐氏活动于华北平原，这个“陶”应该是得之目标显著的山丘。
回到《緜》篇，“陶复陶穴”，陶字如表示掏土动作，可以有不同理解。理解为先周族人挖掘深深浅浅的坑穴，用以构建居住的茅庐；也可理解为先周族人当时做的事情是，掏土造窯，烧制瓦器，做瓦器泥坯要掏土，构筑窑体亦须掏土。只有把“未有家室”作为逻辑前提，才可理解是在开掘穴式居处，但仍不能证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窑洞。
原始人从“未有家室”到居有家室，现代历史学融会自然科学，梳理的一条进化线索大致是：最早是缘树栖迟，构木为巢，下地则临时搭棚；对火的深入认识，克服了潮湿阴暗对人体的伤害，遂可栖息山洞，掘地穴居；建筑技术和工具的改进，使穴式茅庐结构愈来愈好，深地穴式，浅地穴式，地面式，以至变成了土台式，干栏式。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窑洞式，纯粹土窑洞式。
“陶复陶穴”，乃是岐下造屋安家的周人，相对于自己的状态在歌咏祖先。几十辈以前的先人，在陇东黄土川原地域“陶”的什么“穴”？今人的想象也许比古人的想象更靠近事实。因为，他们凭口耳相传，我们则可引入多门人文、自然学科。舍去多学科的交叉，让我们仅凭传说描述一下——祖先在唐朝的宅居，估计我们会出多少错误？
先周族落若进入农耕文明阶段，在陇东黄土高原的宅居是怎样的？我不懂历史、考古，也没读上几本自然科学的书。但是生在这片土地，创作于这片土地，极有兴趣揣摩自己的祖先，他们到底是怎样活着的？说浪漫点，“我”是从“哪里”来的？
周人想象“緜緜瓜瓞”，我也来点想象。……先周早期，陇东定居或半定居的农业族落，他们住的不是现在说的窑洞民居，而是深深浅浅的地穴式茅庐。不管地穴占建筑体多大比例，地平面之上才是最本质的，它标志着决定因素不再是坑穴，而是地面以上的屋顶，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住在高楼大厦里了。先周族落集居地，多选在河川较高的台坪，现庆城县城传为周祖方邑，我比较信服。固定的水源保障，天然地形有利于防备敌人侵袭，野兽也不易靠近，使他们在这儿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说大部分族众住的是横向挖掘的窑洞，我表示十分怀疑。
先周族落的群体不应过小，上千年的迁徙没有使之流散消失，即可表明。夏商时期的方国，亦即部落、部族、族氏数以万计，迁徙过程中大多消失了。想象“周祖”有一两千人口吧，这样一个群体，在戎狄部落不断骚扰下，居住不可能很分散。庆城县城十公里半径内，没有规模较大的聚居遗址发现，怎么理解？一个解释是：先周族落普遍住的是台坪上的浅穴式茅庐，或者是平地上的简陋茅庐，集体迁走后被雨水淤平了，被耕耘抹掉了。一点分析则是：“陶复陶穴”与黄土窑洞民居挂起钩，是要特别谨慎的。
猜想，先周族落还来不及深刻认识深厚黄土层，亦即向窑洞建筑技术开拓，就逼迫着向南转移了。出没于梁峁沟壑的游牧渔猎部族，对定居农业部落构成巨大压力。先周族落“陶复陶穴”，构筑土室（陶）的目的不在居住，而是烧制瓦器，获取生活用器。他们尚不具对黄土窑洞的力学理解，民居意义的黄土窑洞，出现的时间很晚。兴许，先周有的家族对窑洞有所揣摩，留下一星半点痕迹。他们最用力的方向是木材建筑的工具、工艺、几何等等，要不，怎么辟建规模相当大的岐下都邑？怎么驾着数十乘战车去打仗？而先周时期的庆阳，树木满山遍岭都是。
我以为，“窑洞”这个名称传下来，其所以叫窑、窑洞，而不叫穴洞、土洞什么，这就表明了它的遗传基因，是烧制瓦器的土室的演变，而不是对天然洞穴的模仿。无论陶、窯、窑，古字形包含的“火”说明了一切。迄今窑洞民居的火炕、钻山烟囱等，大约也是从制陶的窑那儿变过来的。
黄土窑洞民居，就这一并不很大的话题，说这么多的话，是想表明一个理念。
镇原作家、学者和各界文化人，要使“文化大县”名副其实，并发扬光大，须具备人文的和自然科学的全面素养，以先贤王符的学术品质为楷模，“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不怕犯错误。佩彰先生的《概论》，首次提出“镇原文化”的命题，首次阐释“镇原文化”的内涵及演变，首次对“镇原文化”进行全方位解读，可以说为镇原文化研究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概论》的成书，应当看成是为镇原文化构筑一个新的平台，一个阶段性集成式的平台。众多本土作家、学者和各方面的文化人，可以借助这一平台，做出自己丰富多彩的展示，或有自己的创新。
最后说：热情祝贺《镇原文化概论》出版。佩彰先生为镇原人及本土文化，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柏原
于兰州听泉居书斋年4月15日
（作者为著名作家、甘肃省作协常务副主席）